1987年，湖北荆门市一座名叫包山大冢的土岗上，发掘出了9座从战国时期到西汉时期的古墓，其中2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楚简，被称为包山楚简。包山楚简上的文字属于楚文字，即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之前在楚国地区流传使用的文字，在秦代之后失传。楚简的出土，让我们看到了先秦时代古文字的不同面貌，对研究古文字有着重要意义。笔者认为：尤其是该简中出现的“录君”字样，从先秦文献中出现涉及地名（或姓氏）的六、录二字来看（包括甲骨文、吉金文、楚文字），二字可能存在通假、混用现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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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包山楚简的重见天日，历史的记忆被埋藏了2000多年竹简唤醒。包山楚墓的墓主叫卲陀 (Shào Tuó)。“邵陀”（邵佗）之“邵”通“昭”，是楚国王室著名的三大氏之一（屈、景、昭）。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尹。曾祖子春约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任楚吾阝县县守。包山楚简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：卜筮祭祷记录、司法文书和遣册。其中司法文书是若干独立事件或案件的记录，系各地官员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文件。学者猜测墓主所任的左尹为担负处理楚国法律和行政事务的职位。

包山楚简第153支简：“啻苴之田，南与录君弡疆，东与陵君弡疆，北与𨛭阳弡疆，西与𫊯君弡疆。其邑：𦊛一邑、䜴一邑、并一邑、䛑一邑、郙一邑、囙（及）䧸一邑，凡之六邑。”

第154支简：“王所舍新大廄啻苴之田，南与录君执疆，东与陵君执疆，北与鄝阳君执疆，西与鄱君执疆。”

2013年12月《包山楚简综述》的出版标志着其重要解读成果向社会大众公布。该书中刊登了何浩、刘彬徽等学者的观点。他们认为：“录”君与用作地名的“六”同音。郭沫若、张日升均将录器之录读为“六”，位于今安徽省六安东北。简文谓录在潘君封地东南，二者正好相符。颜世铉也认为“包山楚简的录君就在此地。”此简整理者分析，该简中的“录”（阝录，楚简上为“录”字左边加了个“阝”，后也有“阝”在“录”之右边的书写）指录国之地（今安徽省六安市区[北]），鄝阳指鄝城（蓼城）东方、蓼国东部，鄱即番国。从该竹简可以知道，以“啻苴之田”为中心的话，录国在南部，陵国在东部，蓼国在北部，番国在西部。“执疆”即“接壤”。由于录国已被确定在今安徽省六安市区（古六城邑），那么根据地图，蓼国应该位于今天的固始县、霍邱县北部，番国应该位于今天的固始县中南部，“啻苴之田”应该位于今天的霍邱县南部。

（注：根据包山楚简上的“录”字,由杨传连先生创作的书法作品）

学者朱传志认为（见作者《远古安国的演变与六安市的起源——兼论固始县对安丰县的取代》一文，载于《地域文化研究》2025年第1期）：“淮南国及其继承者六安国在历史上很有名，是汉武帝时声名直追京都的重要地域。淮南国、六安国的崛起有基础，春秋战国时期，强大的楚国曾迁都于此地的寿春。楚国选择这里是考虑到它地理优越，连接中原与江南。六安国由六县、安丰县等组成，六县原为六国（录国），安丰县应该是安国，古国指的是城邑及其郊野组成的疆域。”“安国大约在夏朝时分出蓼国，安国、蓼国分别在史河流域的上、下游。传说夏朝的大禹分封司法长官皋陶的儿子仲甄在六、蓼一带。”朱传志还指出：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讲：“穆王四年，灭六、蓼。六、蓼，皋陶之后。”六、蓼，古音都读作lù，六是“录”的简化字，蓼本写作“翏”“鄝”，录、翏二字形似。本地的娄国也与录、翏在读音、字形上接近，安与录、翏、娄也形近。商朝的史料讲到此地的“下蓼国”，蓼国既然被称为下蓼，上蓼应该指的是录国（六国）。《左传·文公五年》讲：“六人叛楚即东夷。（公元前622年）秋，楚成大心、仲归帅师灭六。冬，楚公子燮灭蓼，臧文仲闻‘六’与‘蓼’灭，曰‘皋陶、庭坚不祀忽诸’。”可见春秋时期，皋陶、庭坚是六国、蓼国祭祀的祖先。朱传志文中还认为：“由于庭坚是安国的创立者，安国、蓼国、六国应该存在亲缘关系，番国更像是外来者。”

笔者这里就要说一说成大心了。成氏家族在春秋中期显赫一时，家族的最高爵位为“公”，是一个典型的拥有自己世袭封地的楚国贵族。在十年前（公元前632年）著名的楚晋城濮之战中，成大心为楚国主将成得臣（子玉）之子，其表现神勇。又在成得臣战败自尽后接任令尹，成为楚国中期兼具勇力和政治才能的重要人物。六国虽然在准夷中较强，但确难成为强大楚国之对手。成大心作为军事统帅完成征服，然则史料未见其长期管理六地。六地在春秋后期屡见吴楚争夺，如《左传·昭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511年）》：“吴人侵楚，伐夷，侵潜、六。” 可证其战略地位重要。

笔者认为，写在这两支楚简上的“录君”可与西周时的“录国之器”（见录伯（冬戈）簋盖铭文比读。此簋共113个字，拓片原器见于罗振玉先生的《三代吉金文存》。笔者分析：在公元前622至公元前223年楚国统治的400年间，今六安区域的六邑（或六地），地名“六”可能为“阝录”（或：录阝，六阝）这样的书写。

回溯历史，很可能与六国相关的商代卜辞约10片。这些甲骨残损严重，辨别困难，学者观点不一。其中涉事的有六国进献卜龟，还有贞人占卜“六国”周边是否安全等；涉及人物的有或许为商王妃的“妇六”。从这些卜辞时间段来看，大体在武丁和其后的祖庚、祖甲时期。从字形上看，甲骨文卜辞“六”多为简写。齐文心的《六为商之封国说》论文考证较为细致严谨，是我们学习研究的重要参考。

甲骨文“录”字像辘轳汲水之形。《说文》“录，刻木录录也”。《甲骨文字典》释义：一、读如麓；二、地名；三：人名。在周代金文和战国楚系文字中，“录”时常有被借用来记录“六”这个地名或国名。在古代音韵中，“六”（来母觉部）与“录”（来母屋部）声母相同，韵部旁转（觉屋旁转），读音极其相近，符合通假条件。因而，金文中的“录伯”和楚简中的“录君”，笔者推论当是“六伯”“六君”。“六”“录”混用，可能是一种“同音假借”，反映了先秦时期国名、地名用字尚未完全固定，有常依音用字的习惯。当然，后人在考据时应尽可能搜集证据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通过频繁的兼并战争吞并了许多国家，而后对原地域采取设立县制（派遣县尹）与封君制（分封给贵族或功臣）并行的策略进行治理。又悉楚国往往保留灭其国贵族的宗庙祭祀，允许其延续部分礼仪传统，以减少反抗情绪。这种“存亡继绝”的怀柔策略有助于稳定人心。从包山楚简的“录君”来看，对六国（六邑或六地）原地域应系封君制治理。即分封给贵族或功臣作为封邑（如鲁阳君、春申君、鄂君等），符合“地名+君”的惯例。楚怀王时，六安以北的广大地区称为 “啻苴之田”，系一个完整的经济区，这种情况由《左传》等的记载来看，应该是借鉴了楚灵、平、昭王时期的作法。笔者认为，包山楚简上“录君”系楚国封在录（六邑或六地）的某贵族或功臣之称，成为半自治的封君势力。他在“六”这个战略要地驻军设防，防止叛乱和外敌入侵。同时，他需向楚王纳贡并提供军队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本地习俗和统治结构。封君死后或失势后，封地往往会被楚国中央收回。

无独有偶，出土铜戈铭文有“‘六阝’公邵佗为六阝造王口”。“为六阝造”说明他主持铸造礼器，符合封君在领地内的权力。因此，有可能就是“六”地的封君。此器大约年代春秋后期。邵佗，与包山楚简记载的“邵陀”十分相近，或许是同一人（铜戈年代可能比春秋后期更晚，战国时期的可能性也存在），或许是同名同氏的祖孙关系。铜戈直接证明了邵佗与“六”地的权属关系，与包山简的文献记载形成了完美的“二重证据”。昭氏是楚国三大贵族之一，楚昭王后代。在战国时期地位显赫，掌握楚国重要军政权力。昭氏占据淮南地。代表人物有：昭阳，楚威王、楚怀王时期的令尹，曾率军灭越国，击败魏国，是楚国后期的重要将领。六（六阝）公（或称六君）“邵佗”有可能是一位楚国在战国时期分封在六邑（或六地）的贵族（或功臣），被楚王派来统治六地。《古玺汇编》[20]0130也疑为系“六阝行府之玺”。此可能为战国时楚王设在六地的行宫府库之用玺。“六”（六阝）可能指六安一带的六邑或六地，说明此地在楚国地位重要，经济发达，楚王已在此设立专门的库府。“阝”（右耳旁）又或为“邑”意，表行政区域。此处“六”字左边多出“耳”字旁，符合先秦时期类似的字体（如“国”字旁边也多有“耳”字旁，参见李守奎《楚文字编》）。又或“录”的楚文字写法，析为今六安之“六”字。“行府”二字在战国玺印常见，指临时行政机构或移动办公府署，可能与物资调配、军事后勤相关。此玺字体楚系文字风格，线条流畅，结构疏朗，部分笔画略带曲笔特征。当然，对此铜戈、行府之玺承载历史信息需慎重鉴别。

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末，“六（lù）”这个地方作为楚国北部（后为楚东国，成为楚国的核心腹地）的重镇，在实物史料中持续出现，并未湮没，如2011年在六安城东发现等级较高的白鹭洲战国楚墓等。根据后世地理志以及学者的研究推测，秦代在今六安地域设立的六县很可能隶属于衡山郡或九江郡。

汉武帝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至西汉末期“置六安国”。六安国时期，除留存至今的阳泉使者熏炉上刻制“六安”二字外，新公布解读成果的《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》简牍上又再现了“六安国”等字样，可见这些汉隶上的“六安”二字已与当今使用的字体基本一致了。

楚文字是战国时期最具个性、最奔放浪漫的文字，是楚文化独特性的直接体现，又是研究先秦墨迹的宝贵资料。笔者以为，包山楚简上“录君”的面世，再次为先秦时期的六国(县)以写法、读音之源头添加了新证据。这是因为：大致于周穆王时期的录伯(冬戈)簋盖铭文和包山楚简上的这一古文字“录”字，已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孙敬明先生在《两周金文与六史片羽》中也直言：“可知‘六’国之名本作‘录’。经传作‘六’，盖因汉时所记为通假字，以后则相沿不察，直到现代才由古文字证明两者之关系。”当然，我们仍希望有更多的新考据出现。再者，此段中笔者个人的观点，不影响他人认知。

此时，春风正劲，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振耳欲聋的呐喊一一六国！六国！这是我市前不久举办的第22届清明皋陶祭典（或称纪念活动）中精彩的一瞬。

作者：戚卫国，六安人，祖籍衡水，退休老人，常居云南。喜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尤其是钟爱皋陶文化及六安先秦两汉时期历史文化。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不亦乐乎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